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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與庫切小說動物敘事的比較研究及其生態倫理意義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文學論文發布時間:2019-05-27 10:03:21瀏覽:1

 J.M.庫切與莫言兩位東方諾貝爾獎作家,在生活時代、文化背景、寫作體裁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具有平行研究價值,而兩位作家的小說中大量的動物敘事,適合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加以分析。

   J.M.庫切與莫言兩位東方諾貝爾獎作家,在生活時代、文化背景、寫作體裁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具有平行研究價值,而兩位作家的小說中大量的動物敘事,適合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加以分析。通過細致的文本比較可以發現,兩人在對人與動物間多元化和矛盾性關系的表現、對野性的原始生命力的糾結情感,以及對傳統動物敘事審美觀的顛覆方面,具有相似性。這些特點與作家的人生經歷、東方社會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西方生態思想和科學的影響都有密切聯系,兩位作家的思想對當代生態倫理的建設具有啟發作用,能夠對西方的生態理論進行補充和辯駁。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雜志以前屬純文學性質的刊物,內容以文學作品及評論為主,不過從2000年開始,逐漸改為學術性刊物,以刊登文學評論以及學術論文為主,目前為雙月刊。目前汕大《華文文學》雜志仍在全球發行,訂閱者約一半是來自境外,而通過網絡關注該雜志的讀者也遍布全球各大洲,為港澳臺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南非作家J.M.庫切與中國的莫言同為本世紀初以小說作品獲得諾貝爾獎的東方作家,在2014年中澳文學論壇上二人曾同臺論道,惺惺相惜。兩位作家在社會背景、文化立場和歷史視角等方面具有一些天然的相似性,他們都曾被稱為杰出的鄉土作家,他們的作品都從家鄉汲取素材和主題,對自然和土地表達留戀之情,對現代文明和工具理性進行深刻反思和批判。他們的小說反映了上世紀東西方文化沖突和激變的背景下,各自國家所經歷的社會動蕩和普通人的生活悲劇,以個性化的筆觸描寫了現代性對東方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的多重摧殘,并對某些主流的歷史言說進行反書寫。以上特點與當代生態批評的宗旨頗有契合之處。因此,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入手,可以對二人的相似性及其文化和思想根源進行平行比較研究。

  人與動物的關系是生態意識的重要反映。動物的道德身份等問題是生態倫理必須探討的內容。[1]庫切和莫言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動物敘事,庫切對人與動物及大自然的關系進行了兼具藝術和科學視角的描繪和探討,莫言的作品更是充滿動物意象,對人與動物之間復雜的關系和情感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敘述和渲染。

  一、人與動物關系的多元化和矛盾性

  兩位作家筆下的很多人物,在冷酷而功利的現代社會中面臨文化、種族、政治等方面的沖突,倍感孤獨和壓抑,常常本能地向往大自然的美麗與活力,與動物的情感聯系對他們的精神起到撫慰和治愈作用。在庫切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主人公逃離城市和戰場,像動物一樣生活在荒野中,覺得鳥兒的婉轉啼鳴是人生少有的快樂;[2]《等待野蠻人》中的主人公,躲開貪婪陰險的官僚,獨自站在城頭觀看綠頭鴨飛落湖水,心中贊嘆自然的靜謐;《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中,主人公在大學里的演講和辯論不被眾人理解,而她在海島上與一對信天翁母子相遇,只經過片刻無言的對視,就受到了情感的觸動,產生了要留在荒野中與上帝為伴的念頭。[3]《男孩》中,因學校和家庭中的矛盾而煩惱的主人公,只喜歡去郊外的農場。從泉水邊熱鬧的群鳥,到荒原上神秘的蜥蜴,以及宛如一個熱鬧家族的雞、牛、羊等畜禽,都讓他感到莫名欣喜。

  在莫言的《生死疲勞》中,主人公的靈魂進入多種動物,通過它們表達感受。動物們總是被人類的種種貪婪、偏執或冷酷的行徑所傷害,而一進入自然界中,它們就感到天性得以釋放的愉悅之情,例如毛驢沖出村莊,希望能夠能和伴侶一起像野生動物一樣生活。

  我朝著明亮的河水沖去,我的目標是高高的沙梁,是沙梁上那些團團簇簇如煙霧般的沙柳,紅色的枝條柔韌無比,里邊棲息著紅毛狐貍,花面的獾與羽毛樸素的沙雞……我不眷戀溫暖的驢棚,我追求野性的自由。[4]

  主人公化身的豬,擊倒試圖閹割它的惡棍,并逃離圈舍,施展祖先的本領,暢游在浩蕩的河流,滿懷激情地欣賞晚霞和月亮,以及與它一起追趕月亮的金翅鯉魚、青脊白鱔、圓蓋大鱉等動物。它覺得光彩如珍寶的水族們和用熒光染綠整個河灘的螢火蟲們,都是“難得一見的人間奇跡”。[5]

  故事的主人公常常能夠與動物結鄰交友并一同親近自然,但這種融洽關系并不能代表人與動物關系的全部。在《八堂課》中,科斯特洛堅持素食,痛斥畜禽養殖場的殘酷,但卻與被動物保護主義者詬病的海明威站在一起,對斗牛和狩獵活動表示理解。她認為此類戰斗活動也是人類與動物進行對話的一種必要的方式,帶有神圣的屬性,無須被視為對動物的貶低或摧殘,而且人類需要通過這種方式來體會生命的活力。這種活力是從祖先的基因里繼承下來的,也是從大自然汲取的。故事的其它角色還表達了對激進的動物保護主義的質疑:人類自古以來都是食肉的,這是進化的重要一環,反映了人的天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各種動物的情感迥然不同,說明人類與動物的友好關系并不是基于客觀必然,而是文化建構的產物。在《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主人公為了果腹,扼死山羊,獵殺小鳥,他既沒有征服的快感,也沒有殺生的愧疚,只是像祖先一樣按照天性在荒野中求生。

  而在莫言筆下,人與動物之間的功利關系和激烈斗爭更展露無遺。《生死疲勞》中主人公化身的驢和牛,與主人感情深厚,但主人的感情還是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們健壯的身軀和勞動能力,也就是服務于人類的有用性,這是激進的生態主義者難以接受的。而進入自然界的路途也并不輕松。驢剛離開村子就遭遇狼的襲擊,經過血戰才能幸存;豬在群體中為爭奪地位而搏斗,竟將對手眼睛挖掉;而逃至野外時,也遭遇野豬的攻擊。在《紅蝗》中,大自然孕育的生物災害從天而降,無法預防和回避。面對恐怖的蝗蟲,人類的抗爭非常無力,而且所用的農藥進入環境,連人也會中毒,造成生態破壞。

  由此可見,動物所代表的叢林法則以及大自然對人類的敵意的一面,是兩位作家筆下的人與動物關系的基本元素之一。在他們的生態觀念中,大自然并不是一個寧靜而有序的完美系統,人類與其它物種的關系也是多變而非穩定的,難以用一個簡明的倫理規則來概括。

  二、對野性的原始生命力的糾結情感

  海明威對狩獵和斗牛的癡迷源于他的原始主義傾向。[6]《八堂課》中,科斯特洛為他所做的辯護,暗示著庫切對這種原始主義的認可。斗牛和狩獵是模仿人類祖先與大自然殊死搏斗以求生存的壯舉,科斯特洛肯定了人類需要保持祖先遺留的原始生命力。她不認為這種原始力量的野性碰撞是人對大自然的戕害或對動物的迫害,而是人與自然關系中一個固有的組成部分。

  原始生命力除了表現在戰斗方面,還表現在性方面,庫切筆下的主人公常就這一主題發聲。在《恥》中,盧里教授在僵化的大學和冰冷的都市中極為孤獨和抑郁,唯一能繼續燃起他藝術激情的就是與兩個女人的性關系,當這種性關系被正統道德討伐時,盧里并不感到慚愧。當談論此事時,他用鄰居家的狗舉例,那條狗因為性欲望而被懲罰,導致精神錯亂,這是否定動物的自然天性的惡果,他的女兒建議將狗閹割,盧里則強調,狗寧死也不會愿意被閹割。[7]閹割是對生命力的可怕摧殘,在《男孩》中,小羊被閹割的情景被敘述得殘忍可怖,令主人公惡心,[8]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庫切的切身經歷和感受。

  莫言的作品更是充滿野性的沖動,人和動物都是如此。例如《生死疲勞》中,拋棄一切與年輕情人私奔的中年男子,得到莫言的理解,他相信這種悖逆倫常的激情確是真愛,只有保持著生命本真力量的人才有勇氣去擁抱它。而主人公化身的各種雄性動物,無不受到性的驅使,為此展現最強的本領,爆發出生命的光和熱,例如驢與伴侶交歡時,竟能斗殺兩頭大狼。而閹割使這些動物失去天賦的力量,身心留下永久的傷痕,是最可怕也最可恥的經歷。小說《牛》中,公牛奮力反抗閹割,但仍然挨刀,并因傷口惡化痛苦地死亡。被摧殘后的牛傷口腐爛、惡臭生蟲的慘狀被詳細地描繪,令人痛心。而小說借看牛的老農之口指出,人可以設身處地地感受牛的遭遇,因為“天地生萬物,人畜是一理”。[9]莫言的很多故事中都出現了閹割的情節,不是偶然現象。與庫切相似,莫言用性沖動將人性和動物性聯系在了一起,并將人類身上保留的動物般的野性視為生命的本色,而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總是試圖貶低和扼殺人的原始本能,這也就相當于對人類最根本的生命活力進行閹割。

  同時,兩位作家也沒有將野性浪漫化和神圣化,性沖動的盲目性和破壞性也得到清楚的表現。《恥》中,盧里的女兒露西遭到黑人強奸,她形容這些罪犯“就像一隊狗”,這是小說中為數不多的將動物的非理性特征視為罪孽的表述。后來在鄉間,大批的雜種狗被送到動物診所實施安樂死,因為它們的亂交繁殖會超出環境的容納能力,人道的干預對人和動物都是必須的選擇。盧里對此也進行了痛苦的思考,他欣賞這些動物的靈性,但最終只能選擇幫助它們安樂死。在莫言的《紅蝗》中,人們因為偷情而彼此嫉恨和傷害,野性釋放的同時也摧垮了道德的底線,人的兇殘和卑劣清楚地暴露出來,一如血色的飛蝗般面目可憎,讓人們無顏面對自我。在《生死疲勞》中,豬躲過了閹割,但在野外與野豬們的亂交,產生了大量畸形的怪胎。此時,原始生命力的沖動顯露出其危險和丑陋的一面。

  三、非傳統的動物形象審美

  如前文所述,庫切和莫言筆下都有對自然景觀富于詩意的細節描繪,其中不乏靈動的動物形象,但從整體上看,庫切的作品中沒有多少西方田園牧歌的浪漫與閑適,莫言的作品也不像中國傳統的寫意山水花鳥畫那般令人心曠神怡。他們描繪的自然非常貼近真實的生態,其中的動物形象也與傳統的審美觀不盡相同。

  在《八堂課》中,科斯特洛盛贊里爾克描繪美洲虎的詩歌,認為它展現了人與動物進行精神溝通的方式,而她的兒子約翰提出,一群澳大利亞人面對著一頭綿羊,就不會產生同樣的靈感。這說明當今仍有很多動物不能讓人類賞心悅目,不同族群的人類對動物的審美感受也不完全相同。科斯特洛對此也有思索,她揭露了當今動物保護運動中價值觀念的偏差:

  在保護動物權利的整個運動中,難道這一點不是最受人懷疑?動物保護者們真正應該關心的物種,是雞和豬,而這兩類動物卻沒有新聞價值,更別說是白鼠或對蝦了;所以,他們要騎在會思想的大猩猩、會做愛的美洲虎和惹人喜愛的熊貓的背上。[10]

  審美觀對現實社會中的生態實踐頗有影響,從生態倫理的視角來看,不符合傳統審美標準的動物也同樣擁有生存權利和道德身份。在小說結尾,科斯特洛重申寫作原則,即將自我投入動物身體中,去想象生命之潮的涌動,但并非將動物人化,應該感受具體的激情,而非抽象的觀念。她描述了自己如何被雨季復活的千萬只小青蛙的生命力所感染,同時強調,青蛙的生死可能在人類眼中產生寓意,但對青蛙來說并不存在任何寓意,雄蛙的高唱并不是為了讓夜空充滿歌聲,而是為了求偶和性高潮。科斯特洛認為,這才是她最愿意感受和欣賞的自然脈動。

  在《恥》中,蛇的形象反復出現。盧里將自己與妓女索拉婭平靜默契的性行為幻化為一個蛇圖騰,由于蛇在西方宗教傳統中的消極形象,它也象征著盧里的行為在社會正統道德壓力下所處的窘境。女學生的父親發現女兒與教授的性關系后,斥責大學變成了毒蛇窩。這些例子代表了傳統審美觀中蛇的負面含義。但盧里拒絕傳統道德的審判,他始終信仰愛的天性,當他找回創作靈感,繼續寫作拜倫的愛情故事時,他將男女合唱的抒情旋律想象成兩條纏綿的蛇。蛇最終以富于神秘的自然魅力和藝術美感的形象,突破了傳統的界定。此外,在庫切的《內陸深處》、《福》等小說中,不少傳統上消極的動物形象也被不同程度地賦予積極色彩。

  莫言在作品中不謀而合地呼應了科斯特洛對主流的動物審美的批判。在他的筆下,“高貴的仙鶴、勇敢的雄鷹和幽默的烏鴉”會一起貪婪地撕扯和吞食人的死尸”。[11]莫言描繪的動物中少有靈猿義犬,白鹿蒼狼,而大多數是司空平常的俗物。《生死疲勞》中的幾個化身動物都是牲畜,但這些動物在作家筆下都表現出樸實和雄健之美,不僅驢子和牛毛色醒目,身體結實,性情堅韌,甚至連豬的群體中,也有幾個智勇兼備,氣概不凡的斗士。莫言并未將這些動物形象扭曲來迎合現代人慣常的審美標準,而是從它們的本原生態中發現值得人們欣賞的特質。

  在《蛙》中,青蛙的形象也不同于傳統文本。像辛棄疾那樣以蛙鳴象征鄉村生活的恬靜和農事豐收的喜悅的書寫方式,久已為人所熟知。而在莫言的筆下,蛙鳴與人類的田園詩和農事詩都沒有關系,青蛙蓬勃的生殖力蘊含著所有生命對種族延續的強烈渴望,也包括人類在內。在充斥夜空的蛙鳴聲中,無數的小青蛙在沼澤田野里踴躍前行的生命之潮,讓曾經逼迫鄉民們墮胎流產的女醫生受到極大的靈魂震撼,她感到如波浪般涌來的青蛙們仿佛是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向她發出控訴。[12]在對青蛙形象采取的審美方式上,莫言與庫切兩位智者再次所見略同。

  四、結語

  庫切和莫言的動物敘事反映了人與動物關系的多重性,包括情感上的伙伴,謀生的助手和工具,共享環境的鄰居,以及競爭搏殺的對手,每種關系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并且相互影響和滲透,這是人類與大自然之間多面性關系的客觀反映。兩位作家都將原始生命力視為人與動物的寶貴天賦,并以此作為人性與動物性的相通之處,他們避免將動物高度地人文化,而是突破理性主義的規制,為人類身上的動物性特征辯護和正名,并強烈批評崇尚工業技術和商業利益的現代社會對人及動物的原始生命力造成的戕害。他們表達了不同于傳統的動物審美觀,對大自然中的眾多物種的生命律動表示廣泛的尊重和欣賞。

  以上特征對當今生態倫理的探討具有啟發作用。兩位作家尊重其它物種的生命價值、承認動物的某種道德身份、認同大自然運行規律的觀點,都與深層生態學原則相符,但同時他們并未對人類意識的超越性及其對自然的干預和利用加以嚴厲的否定,只是對工具理性的偏頗之處進行批判,因而不同于西方的生態中心論的激進主張。他們有關人性與動物性相通相容的觀點與“天人合一”的東方傳統觀念相符,但同時他們從生物科學視角,清楚地表現了人與動物間不易彌合的差異性和生存斗爭的殘酷性與普遍性,并且時常將人類同自然關系的不穩定性與社會內部的文化和種族等矛盾沖突聯系起來,其描繪的生態圖景與“詩意的棲居”的理想之間有相當的距離,也不同于動物權利主義者的理想,而是傾向于一種相對辯證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立場。

  兩位作家的意識反映出東方背景的影響。庫切和莫言都在各自國家經歷過社會階層間的嚴重沖突,并目睹了下層民眾的生存危機。東方人曾與動物及自然界一同受到理性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歧視和傷害,至今仍不斷導致社會弊病和動蕩,因而在與動物同病相憐的同時,他們也要發出改造環境和爭取權利的呼聲。西方的生態主義者主要關注工業文明和技術理性的反生態性,而東方人看到的生態危機,不僅來源于上述因素,還與文化的沖突和斷裂以及精神的扭曲與畸形等因素緊密相關。東方人具有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傳統宇宙觀,[13]這種文化與西方的進化論相遇,使得東方作家既擁有“同于禽獸居”的詩性情懷,又持有生態科學的冷峻視角。這種現象可被視為近現代東方文化的兩面性在生態意識方面的體現,而對于東方國家而言,這樣的觀念更具有全面性和現實意義,對西方的主流生態思想也具有補充和反撥作用。

  參考文獻:

  [1] 戴斯 · 賈丁斯.環境倫理學[M].林官明、楊愛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27.

  [2] 庫切.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34.

  [3] 庫切.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M].北塔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67.

  [4] 莫言.生死疲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5.

  [5] 莫言.生死疲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41.

  [6] 格倫·A·洛夫.實用生態批評[M].胡志紅,王敬民,徐常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36.

  [7] 庫切.恥[M].張沖,郭整風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101.

  [8] 庫切.男孩[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6:105.

  [9] 莫言.牛[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87.

  [10] 庫切.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M].北塔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122.

  [11] 莫言.紅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5.

  [12] 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214.

  [13] 黎躍進.東方文學史論[M].北京:昆侖出版社,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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