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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述評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行政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19-07-18 10:20:15瀏覽:1

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研究集中在其形成、特征、困境、路徑、個案研究等方面,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缺陷 : 在研究方法上,“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需要結合價值規范與技術量化的方法進行多維闡釋;在研究內容上,“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需要擴展微觀治理實踐研究上升到宏觀頂層設計;在研究視角上,需要借助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維學科視角。

   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研究集中在其形成、特征、困境、路徑、個案研究等方面,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缺陷 : 在研究方法上,“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需要結合價值規范與技術量化的方法進行多維闡釋;在研究內容上,“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需要擴展微觀治理實踐研究上升到宏觀頂層設計;在研究視角上,需要借助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維學科視角。

重慶社會科學

  《重慶社會科學》2008年1月起由中國知名學術期刊社——改革雜志社編輯出版。影響因子、轉載率列全國同類期刊前茅,在全國理論界和學術界有較廣泛的影響。本刊以“全國視野,重慶個性”為辦刊理念,始終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立足重慶、面向全國、面向世界,與時俱進,大膽探索,勇于創新,研究、探討和普及人文科學,努力反映學術理論研究的新成果、新觀點,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

  “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提出經歷了一個過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要求,隨后四中全會提出“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要求,2015 年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要求,之后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此后學界對“社會治理精細化”的關注和研究進一步深入,因而取得了相當的研究成果。梳理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對治理精細化的理解,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實踐。

  一、“社會治理精細化”形成的背景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理念的飛躍,從“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再到“社會治理精細化”,是黨中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社會治理體制變遷的內在要求。“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現實依據、理論背景、歷史脈絡為“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產生提供了基礎。

  (一)“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現實依據

  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提出首先源于對治理實踐困境的認知,既有來自外部挑戰的倒逼,又體現在治理主體職能的錯位,中國共產黨基于社會治理現狀,在遵循社會治理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社會治理精細化的主張。具體而言,從外部環境挑戰的視角進行研究,胡穎廉、李楠認為社會治理精細化是國

  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之義,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社會治理領域的低標準化以及社會服務表面化等現象倒逼黨和國家進行精細化治理;① 孫濤立足于經濟新常態的內在要求,面對社會領域的新問題,將“社會治理精細化”作為對常態化變革訴求、流動性社會及公眾需求的回應。② 此外,蔣源從政府職能轉變與社會治理轉型的角度 ③、胡博成從資本增殖引發的貧富分化的視角審視社會治理面臨的挑戰。④ 可以看出,“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的提出是黨和國家有效回應社會治理困境的科學選擇。也有學者從政府主體職能錯位的角度對社會治理困境進行分析,馬友樂認為出現諸多社會治理困境的原因在于政府職能錯位,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存在失信失范、錯位缺位問題,引發公眾呼吁陽光政府,呼喚社會正義;⑤ 此外,他還考察了政府的傳統治理模式與戰略導向,得出傳統化與不適性、戰略導向現代化與延承性之間存在沖突的結論。⑥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變遷體現出政治精英的理論自覺論,謝志強等認為“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的提出體現出黨不斷深化對社會建設規律的認識,歷經十六屆四中全會、十八屆五中全會到 2017 年“兩會”,黨和國家關注的重點從“社會管理格局”到“社會治理格局”,再到強調“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體現出黨對社會治理理念在重

  點、方式等方面不斷深化。⑦

  以上不難發現,學界在考察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產生的現實依據時,主要是從宏觀外部環境、政府自身職能以及政治精英能動性的角度進行闡述,側重國家治理現代化頂層設計、政府面臨挑戰、公民的利益訴求、社會轉型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自覺等因素。

  (二)“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的理論淵源

  學界在考察支持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理論資源時,主要汲取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學科的理論養分;國內學界的研究,一方面注重從國外的理論中尋求理論淵源,一方面深挖我國傳統文化中關于精細化治理的智慧。具體而言,在國外理論淵源方面,孫濤考察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發達國家的企業管理理念中出現的精細化管理理念及影響,⑧ 謝志強、楊麗娟認為“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的理論淵源多樣,列舉了孔德的社會科學理論、涂爾干的社會分工理論、韋伯的科層制理論以及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⑨ 柳長青主要從管理學和政治學領域追溯其理論根基,管理學領域中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戴明的“質量管理理論”、豐田公司的“精益生產思想”為精細化管理提供思想支撐,作者尤其認為羅西瑙對治理的界定以及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理念的推崇引發學界思考由精

  細化管理走向精細化治理;① 同樣的研究,于江注重從我國古代社會中精細化的治理智慧中探尋其思想淵源。② 朱瑞、劉輝認為管理過程中的整體設計、員工的專業化、管理過程的規范化等因素都成為日后精細化治理的核心要素;社會學強調社會分工的精細化,注重工作效率,這蘊含著精細化思想。③

  在社會治理精細化理論的構建中,當前學界的研究既有繼承傳統文化的學理資源,又借鑒了國外的理論資源,但進行有機融合構建出當前我國社會治理的架構體系尚未完全實現,國外學術資源的內化以及對傳統治理經驗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

  (三)“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的歷史脈絡

  “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上做出的頂層設計,是建立在對我國社會治理認識不斷深化和治理實踐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李永忠將中國共產黨對治理的認知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統而治之、分而治之與專而治之,十八大以后,“治理”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話語,相繼提出“建立公共治理體制”、“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實現“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進而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目標要求。④ 胡博成從社會治理理念形成的歷史脈絡中進行考察,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的提出是歷經一次次理論抽象升華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仍是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核心主張;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十八大更加凸顯法治因素,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將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單獨列出,強調“改進社會治理方式”,進而提出“社會治理精細化”理念以應對市場化、全球化和網絡化的挑戰。⑤

  二、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內涵、特征及要素

  社會治理精細化有獨特的內涵和鮮明的特征,國內學界從不同角度進行闡述,但目前尚未形成完全統一的認知,其中價值定位的視角與技術服務的定位存在很大分歧,側重以人為本的價值還是注重技術創新為社會治理精細化這一研究帶來很大爭議,價值定位不同導致治理實踐與方案設計風格迥異。

  (一)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基本內涵

  從價值定位而言,主要存在以人為本的價值定位與技術服務定位。南銳、康琪把“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價值定位在為人們進行精準管理與服務上,強調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具體體現在治理過程中

  精準識別人的需求、尊重人的主體地位與角色、精準區分不同群體的利益并提供管理與服務 ①。與以人為本的價值定位不同,也存在強調技術服務定位的學者,姚明更側重“社會治理精細化”中的專業多樣化的治理方式和科學標準的治理手段 ②;持類似觀點的楊雅廈,將社會治理精細化作為一種管理過程,即在績效目標指引下,進行機構部門的科學設置與管理流程的重構,以此推動社會治理思維和方式轉換 ③。有些學者從經濟新常態、供給側改革的視角考察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內涵,要求對社會治理理念與制度、結構與流程、方法與方式、技術與工具進行精細化設計和持續創新 ④。

  除此之外,內部結構論與治理效果論在學界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一種觀點立足于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結構,胡穎廉、李楠認為社會治理精細化具有層次性,宏觀制度、中觀機制以及微觀執行之間相互支撐,進而從五個層面概括社會治理精細化,即制度設計的精細化、政策執行的精細化、協同機制的精細化、服務對象的精細化以及結果測量的精細化 ⑤。另一種側重治理效果,陸志孟,于立平認為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內涵包括通過更低的成本、更專業的治理手段,達到更優質、更關注細節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 ⑥;陶希東等認為,社會精細化治理是指依靠大數據或計算方法的應用,實現社會治理資源的高校配置,以滿足社會的多元需求,降低社會治理成本 ⑦;馬友樂認為“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本質內涵是共享共治、良法善治、規范自治、人權法治、人文德治 ⑧。還有從綜合多維視角進行界定,劉軍漢從幾個方面論述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內涵,包括治理理念先進,治理主體多元,治理資源集約,治理流程精密,治理手段專業,治理成本精算,治理效果顯著 ⑨;周曉麗也從幾個方面進行論述,即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社會治理流程的精密化、治理手段和技術的專業化、社會治理效果的最優化 ⑩。

  三、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個案探索

  梳理近幾年有關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文獻發現,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微觀的治理實踐,根據自己獨特的社會生態,各地摸索出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治理經驗,各種治理模式側重點不同,有的側重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元,有的治理模式尤為注意治理對象的差異,還有的治理實踐以黨建促治理。

  具體而言,“多元主體治理”模式注重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王陽綜合考察了上海市的治理路徑,在鼓勵多元治理主體參與治理的同時強化政治引導,將服務群眾作為政府職能重點,通過精簡機構、培育基層組織治理能力以及鼓勵居民自治的方式踐行多元治理 ⑧。從治理手段上,凸顯互聯網技術的優勢。上海的社會治理堅持“互聯網 + 治理”⑨,上海奉城鎮引入了社會化和專業化的服務力量 ⑩。臺灣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考察了北京的社會治理模式,從社會治理決策、區縣的地位、政府治理的價值導向、制度體制以及公眾參與等五個方面總結了其治理特點 ⑪。社會治理越來越依托互聯網,比如北

  京市西城區構建了“全響應”網絡化社會治理模式 ①;朝陽區和平街道創新社區量化考核以推進基層社會治理 ②;豐臺搭建了 129 個社區的微信助陣平臺,構建了“民情圖”+“微信矩陣”智慧社區新模式 ③。還有制度化治理模式,武侯區探索進行社區網絡治理機制的改革,逐步實現“網格立體化、主體多元化、服務社會化”④;明亮等綜合考察了成都社區的做法,發現不斷推進社區的制度機制的完善是一大特點,如完善社區自治組織機制、創新社區公共財政制度等舉措 ⑤。此外,莊國波、陸曉燕考察了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精細化中安全問題,對應大數據自身存在的安全漏洞,信息泄露等問題,提出完善數據管理頂層設計、構建數據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等方式以應對 ⑥;馬國春等考察了大數據視野下公安管理精細化,提出推進大數據的深度應用,樹立數據文化理念等解決路徑 ⑦。

  還有的治理模式注重治理對象間的差異,提出分層治理模式和大聯動的治理模式。中山市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注意治理主體的不同類型和不同需求,采取相應的治理方式,即分層精細化治理;⑧ 梁艷霞總結中山社會治理精細化的舉措,即職能精細化、元素精細化、載體精細化以及服務精細化;⑨ 此外,中山市還采取全民修身行動推動社會治理。⑩ 吳江在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時,用小網絡支撐精細化,劃分四級網格,以“大聯動”重塑社會治理生態。此外,以黨建促治理的模式是深圳市南湖街道的探索,以“全”“高”“細”“精”為原則,⑪ 從精良黨建、精準施政、精密法制、精細化服務等方面入手,堅持系統治理和以人為本的理念,重點改善民生。⑫

  四、不同場域中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探索

  社會治理領域涵蓋的對象非常廣泛,城市社區治理、大城市治理、民族工作治理、公共服務治理等等,這些因治理領域和范圍不同,治理的路徑也存在很大差異。

  大城市的治理實踐顯然不同于城市社區的治理,在大城市的治理精細化的研究中,針對特大城市的人口數量龐大,流動性大,社會異質性大,文化觀念和利益訴求多元的問題,李春玲提出注重發

  揮主流社會群體的作用;① 張海東認為現代大都市具有高風險性,簡易型治理使治理成本過大,需要依靠以法制、常態化、制度化、前瞻性等為特征的精細化治理。② 而在城市社區的精細化治理中,陳亞萍等認為城市化進程帶來多元化的社區形態,人口的流動性加大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增加治理難度,擴展治理主體、加強新型信息技術的應用等方面推進社區治理;③ 社會治理的推行離不開社區工作者,李曉燕從滿足社區工作者需求的角度提出五位一體的人才隊伍建設流程。④

  此外,民族社會工作的精細化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一維,王力平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層面治理民族工作,提出權利轉向、能力建設轉變、整合轉向以及政府服務轉型等路徑;⑤ 張潤君、董瑞考察了西北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主張尊重治理規律,堅持問題導向,實現扶貧精準化、信息化、服務管理網絡化、多元主體協同推進、服務標準化等。⑥ 在公共服務的精細化治理方面,何繼新等研究了基層公共服務建設與精細化治理的邏輯關聯,精細化的制度體系影響基層公共服務治理績效目標的實現;⑦ 王正攀將公共服務精細化治理納入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考察,公共服務精細化治理需要提升當地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發揮黨委、社會力量以及政府的各自優勢。⑧

  五、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推進路徑

  如何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現,關系到社會治理的績效,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落腳點。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的路徑,通過資料的梳理,主要有技術推進路徑、治理主體優化路徑、心理建設路徑等方面。

  在治理技術方面,以大數據為主的技術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陳建剛主張利用大數據構建社會治理新模式,以大數據推動對社會治理主體、治理客體、治理機制、治理手段的完善 ⑨;劉冰等探索了網格化社會治理的新模式,側重在制度設計、技術支撐、服務體系、多元參與等方面的改進 ⑩;東黎提出用標準化支撐社會治理精細化 ⑪。趙秋燕注意到互聯網時代給社會治理精細化帶來了機遇與挑戰,提出通過新發展引導、深化改革、推動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等路徑破解困境 ⑫。

  六、研究評價與未來展望

  國內學界對近年來的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研究進行部分反思,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首先,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界定存在歧義。唐皇鳳認為國內學界對治理精細化的內涵存在歧義,體現在技術 - 服務層次、政府 - 社會層次的解讀,宏觀層面與微觀角度的解讀、綜合性與重點性的解讀等差異;① 其次,過多側重在微觀性和技術性領域。趙孟營認為目前學界的相關文獻在方法上存在共性,表現在學科的微觀性、技術導向以及末端導向的偏好,微觀研究體現在以公共管理學的視角為主,治理活動的技術理性化應用,討論的層面集中在基層治理和局部治理,因此出現在宏觀領域的社會治理問題難以解決,學術研究必須從微觀領域轉移到宏觀;② 劉中起等認為多元協同治理也存在類似缺陷,例如微觀研究、技術路線與“數據思維”、基層化路線;③ 再者,忽視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成本。張貫磊認為當前的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治理主體、治理過程和結果方面,忽略了治理的成本問題。④

  應當認識到,國內研究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時間不長,學界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目前“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取得的成就主要有:第一,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之后,學者們考察了社會治理理念的發展進路、歷史淵源及現實挑戰,普遍認識到這一治理理念的重要性和實踐的急迫性;第二,通過對不同地區的治理精細化的個案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治理模式,為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提供了可靠素材;第三,通過對社會治理精細化概念的探討,使學界認識到這不僅是微觀實踐問題,應該突破“技術 - 服務”的觀念上升到宏觀頂層設計。

  “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也存在著不足。國內正式提出“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時間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時間比較短,學界成果相對有限。通過知網檢索發現,自十八大以來,有關“社會治理精細化”的期刊論文 1609 篇,報紙報道及會議綜述 1370 篇:2015 年期刊論文 242 篇,報紙報道 227 篇,會議 4 次,碩博論文 181 篇;2016 年期刊論文 443 篇,報紙報道 411 篇,會議 8 次,碩博論文 338 篇;2017年期刊論文 602 篇,報紙 422 篇,會議 9 次,碩博論文 323 篇;2018 年目前 191 篇期刊論文,報紙報道 155 篇,會議 7 次。從近兩年學術成果看,學術界的關注程度在逐漸提高,但總體來看,學界對社會治

  理精細化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因而也存在一定不足,尚待加強:首先,從研究的重點看,社會治理精細化主要集中在微觀領域,主要從管理學的視角闡發社會治理精細化實踐,其中城市社區治理、基層治理的精細化研究較多,而忽視宏觀領域對社會治理的探索,而后者正是徹底解決微觀治理實踐的前提;如何將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進行系統化,以微觀治理實踐為依托科學化

  宏觀治理設計,以宏觀治理策略引導具體微觀治理實踐,是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的關鍵;其次,從研究方法看,社會治理精細化重技術和量化方法較多,以技術為導向的研究導致學界對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定性研究較少,現存的定性研究側重從黨的文獻資料中梳理論證社會治理精細化的重要性;再者,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導致學界對社會治理精細化的界定存在很大差異,技術路線與價值定位的二分,導致對社會治理精細化界定時的目的導向存在很大差異。此外,應擴寬社會治理研究的學科范圍,從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學科視角研究或許能取得更大成效。

《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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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精細化”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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