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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亟需解決哪些問題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農業經濟科學論文發布時間:2019-11-22 09:25:42瀏覽: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生態農業對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健康中國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生態農業發展還面臨著目標、資源、環境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生態農業對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健康中國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生態農業發展還面臨著目標、資源、環境、模式與技術等方面的困境。為此,需要強化綠色發展理念的引領作用、強化水土資源質量的核心地位、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目標導向、強化農業生產方式的綠色化、強化質量標準化體系的指導作用、強化生態農業模式與技術的創新,以實現生態農業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新時代 生態農業 農業高質量發展 困境 出路

  【中圖分類號】S1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9.002

農村實用技術

  《農村實用技術》(月刊)創刊于1998年,是由云南省科學技術廳主管、云南省科技情報研究所主辦的農業技術類刊物。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農業生產領域,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安全優質農產品需求與供應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健康中國戰略背景下,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注生態、關注健康成為新時代的主旋律。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是時代的要求,是人民的愿望,更是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有效路徑。

  生態農業遵循生態經濟規律,作為一種與中國農業現實緊密相聯系的農業生產模式,是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因此,分析研究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困境,探討破解這些困境的路徑,對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健康中國戰略等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獻綜述

  自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就開始圍繞生態農業開展理論研究。近40年來,在生態農業理論研究不斷深入的同時,國家層面生態農業的實踐內容不斷豐富,實踐模式不斷創新,推動生態農業發展的相關政策也不斷完善,有效地推動了農業可持續發展。遵循生態農業理論研究的歷史脈絡,對已有文獻進行系統梳理,以期能發現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并通過深入研究提出相應的出路及對策。

  農村改革開放之初,解放生產力,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是農村工作的著力點。在國民溫飽尚未徹底解決的時候,一些學者就開始了具有開拓性的研究工作。葉謙吉(1982)明確提出生態農業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這在當時來看,有不少人認為是天方夜譚,而今則成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

  有關生態農業發展的戰略意義及必要性研究方面。在生態農業發展的戰略意義及必要性方面,學者們進行了探索。沈長江(1987)認為,生態農業對我國資源利用與保護,緩解農業資源與人口增長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劉書楷(1988)認為,建立一種高效良性循環的集約型生態農業體系,可以增強農業發展的后勁,實現持續穩定增產。張壬午、李鴻、王洪慶、程序(1989)的研究結果表明,以高效多功能的農林牧復合系統為基礎、以農業生態工程配套技術為保證的生態農業,對于充分合理利用資源,有效保護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還有助于加速農業商品經濟的發展、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促進農業生產的良性循環。王松霈(1993)認為,生態農業是在生態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現代農業生產形式,體現了經濟與生態結合的要求,為我國農業現代化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孫鴻良、胡濤、張壬午(1993)的研究表明,生態農業發展趨勢必然要帶來農業生態理論與技術上的變革,特別是以農業生態工程為主體的一系列生態技術,以及各種技術組合在一起發揮整體功能的組合技術的變革與完善。劉書楷(1994)認為,生態農業是實現中國農業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一種模式。張文慶(1995)認為,發展生態農業是解決我國農業持續發展中嚴峻生態環境問題的成功模式。

  張壬午、高懷友(2004)認為,中國的可持續農業應建立在生態合理的基礎上,在實施農業現代化的同時實現生態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趙其國、黃國勤、錢海燕(2007)認為,生態農業是當今社會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具有顯著的增產、增收、增效和環境保護功能,對改善和優化農業生態環境、生產健康優質的安全食品具有重大意義。劉興、王啟云(2009)認為,生態農業發展對改善中國農業產地環境與農產品質量、保障農業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周銳、李爽(2011)認為,生態農業既可以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穩定、持續地發展農業,同時又保護環境和維持農村生態平衡。于法穩(2016)認為,生態農業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途徑。

  有關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及其成效方面的研究。王如松、蔣菊生(2001)認為,在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業從生態農業向生態產業發展是必然趨勢,由此提出了中國農業生態轉型的幾種模式,即知識型、服務型、網絡型、規模型。李文華(2004)認為,中國的生態農業是生態優化的農業體系,是生態工程在農業上的應用,其目標是使農業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統一起來。1993年在全國51個縣開展的生態農業縣建設試點,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駱世明(2009)認為,生態農業模式的基本類型因劃分依據不同,可以分為景觀模式、循環模式、立體模式、食物鏈模式、物種與品種搭配模式。這種基本類型的區分有利于認定生態農業建設的重點,有利于模式改進、模式篩選和推廣、模式標準制定及模式的深入研究。

  有關生態農業發展技術方面的研究。駱世明(1995)認為,中國生態農業的技術體系繼承了傳統農業的精華,充分利用和合理保護資源,實現了農業生產不同環節的有效連接,主要包括農業環境綜合整治技術、農業資源的保護與增殖技術、小流域綜合利用技術、立體種養技術、庭院資源綜合利用技術、再生能源利用技術、農業副產物再利用技術、有害生物的綜合防治技術。

  吳文良(2001)認為,生態農業技術的創新既是生態環境的現實需求,又是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市場需要,更是農業自身發展中結構調整的需要。然而,當前生態農業技術研究與應用方面存在著核心技術不過硬,產業化水平低,在短期內與常規技術競爭中優勢不突出,區域生態農業產業技術不配套等問題。韓純儒(2001)認為,要實現食物安全,生態農業的發展需要在食物生產結構、農業結構、種植結構、農牧循環模式、病蟲害防控體系、生態工程體系等領域有所突破。駱世明(2010)認為,生態農業技術體系是能夠支撐生態農業模式順利運作并達到預期目標的多個單項技術的組合。單項技術組合成技術體系時需要考慮技術與模式之間的匹配情況、技術之間的關系情況。

  有關生態農業發展影響因素及其問題方面的研究。毛顯強、郭秀銳、胡濤(2000)的研究結果表明,生態農業發展緩慢的原因在于缺乏與生態農業技術相匹配的環境經濟政策支持。為此,除了需要明晰產權作為政策基石之外,還需要通過財政、金融等環境經濟政策手段來加以調控,更需要制定生態農業的產業化發展政策。黃進勇、王兆騫(2001)認為,影響區域生態農業模式建設的因素主要來自于生態環境和技術經濟兩個方面。章家恩、駱世明(2005)認為,中國生態農業的發展,在實踐層面上存在著思想認識、技術、資金、建設與管理等問題,在理論層面上還需要深入研究生態農業的基本內涵、分類、生態模式的內在過程與機理及其生態服務功能、模式的尺度轉換以及生態農業模式變化規律、生態農業安全等問題。

  有關生態農業發展面臨形勢及目標方面的研究。不同時期,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形勢都發生了變化,生態農業發展的目標取向及重點內容也不同。駱世明(1997)認為,中國農業發展基本越過溫飽要求之后,農業發展普遍追求的首要目標是經濟效益。但是中國農業現實的要求是處理好農產品供需及生態平衡之間的關系,既要追求經濟效益,也要追求生態效益。卞有生(1999)認為,農業生態工程是生態農業建設的重要內容、重要措施和技術手段。為此,要應用生態學原理,結合系統工程方法和現代技術手段,建立農業資源高效利用的生產方式和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技術體系。

  李文華(2004)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生態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機遇,以及學習借鑒發達國家先進技術與農業發展理念的途徑。但與此同時,農產品貿易中的“綠色壁壘”對生態農業的發展也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駱世明(2008)認為,景觀生態規劃、循環系統建設和生物關系重建是生態農業建設的核心和重點,很好地繼承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精華,從而使中國生態農業發展之路不同于西方工業化國家農業發展的道路。李文華、劉某承、閔慶文(2010)認為,新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特點,資源環境瓶頸也更加突出,為此,中國生態農業需要在產業循環、多功能化、高品質、產業化以及融合傳統知識精華與現代科學技術、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多作努力。

  有關生態農業發展思路與對策方面的研究。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不同時期生態農業追求的目標不同,發展思路也有所差異。石山(1988)認為,農業戰線要大力推行生態農業,推動我國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生態農業轉變。王兆騫、王天根、吳建軍(1988)認為,可以通過提高生態系統整體功能,調整、優化及協調種養及加工業內部結構,建立、改造并促進良性循環鄉村工業,改善農村生態環境,采用先進技術等措施,推動生態農業發展。靳樂山(1997)認為,我國生態農業研究需要在方法論層次上進行審視,特別是在資源約束和用途沖突的條件下,生態農業研究應采用經濟學的方法,探討資源配置的最佳途徑。

  章家恩、駱世明(2006)認為,生態農業發展要達到循環經濟的目標和要求,必須實現向規模化、產業化、無害化、標準化、市場化與功能多元化的轉型與提升。楊紅(2010)的研究表明,理性政府在對生態農業和生態旅游業耦合產業鏈產權管理模式改革中,將會加強對耦合產業鏈產權的統一管理。杜清、馮遠嬌、王建武(2010)認為,實施生態農業標準化是促進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李文華、劉某承、閔慶文(2012)認為,經過近30年的實踐和發展,中國生態農業發展進入瓶頸期。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為現代高效生態農業的多功能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劉朋虎、仇秀麗、翁伯琦、張艷芳(2016)認為,建設現代化的區域生態農業的核心要義,就是充分發揮鄉村良好的環境與資源優勢,促進農業產業生態化與生態農業產業化,同時賦予精耕細作的傳統生態農業的新內涵,形成以“高產、優質、高效、安全、生態”為基本內核的區域現代生態農業發展新格局,引領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與富有區域特色的綠色家園建設。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生態農業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一方面為新時代生態農業理論研究提供了借鑒;另一方面也為生態農業發展的實踐提供了基礎。從破解社會主要矛盾的視角來看,生態農業發展還面臨新的困境,需要探討新的思路。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中的重要關系

  新時代,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對確保農產品質量,提升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此同時,生態農業發展還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生態目標與經濟目標、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以及數量目標與質量目標等之間的關系,以實現其健康發展。

  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的意義。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開始了生態農業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經過近40年的發展,在生態農業理論研究逐漸完善的情況下,生態農業實踐的內容不斷豐富、模式不斷創新、范圍不斷擴大、技術不斷提高、政策不斷完善,有力地助推了農業可持續發展。在農業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有助于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前面已經提到,人民日益增長的安全優質農產品需求與其供應不足之間的矛盾,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農業領域的突出表現。當前,人民群眾對藍天、白云、綠水、青山以及安全優質農產品的需求日益增長,成為新時代消費市場的一種常態。因此,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提高以糧食為主的安全優質農產品的供應能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自然成為破解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

  (2)有助于全面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之后,綠色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有助于保護農村生態環境,提升農業生產環境,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是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行動,更有助于全面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3)有助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的審議時,又明確提出了“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根本遵循。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走向高質量發展之路,有助于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4)有助于實施健康中國戰略。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實施健康中國戰略。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長遠發展和時代前沿出發,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戰略安排。從狹義來看,人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農產品質量安全關系到14億國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有助于健康中國目標的實現。

  (5)有助于提升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當前,我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相對較弱,難以與國際農產品相抗衡。要從根本上提升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必須提高農產品質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確保農產品質量,是提升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一個有效途徑。

  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中的幾個重要關系。新時代,我國農業農村經濟也進入了一個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生態農業,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生態目標與經濟目標、數量目標與質量目標、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之間的關系。

  (1)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發展生態農業,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要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在不同層面的作用。安全優質農產品需求市場日漸旺盛,為此,應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最大程度地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效能,推動生產要素向優質農業企業和產品集中。相應于市場配置資源,政府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主要發揮其服務功能,采取有針對性的農業產業政策措施,助力生態農業的發展。

  (2)生態目標與經濟目標之間的關系。發展生態農業,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生態目標之一;生態農業注重生產方式的綠色化,減少化學投入品的使用量,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流量,同時減少農業面源污染的存量,進而提升農業生產環境的質量,這是生態目標之二。基層政府及各類農業生產主體更關注,在實現生態目標的同時能否實現經濟目標。因此,在國家宏觀層面。應采取相應措施,保障農業生產主體的利益,以實現國家生態目標與基層政府、農業生產主體經濟目標的統一。

  (3)數量目標和質量目標之間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關注的是如何解決“吃飽”的問題。40年后,我國成功穩定地解決了14億中國人的“吃飽”問題。統計數據表明,2018年,我國糧食產量達到了13158億斤,肉蛋菜果魚等主要農產品產量也穩居世界第一。新時代,關注的重點轉移到如何解決“吃好”“吃健康”的問題。面臨的問題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安全優質健康農產品的供應不充足、不均衡,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進而影響國人的身體健康。因此,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正確處理數量增長和質量安全之間的關系。

  (4)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之間的關系。通過農業生產方式的綠色化,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為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提供良好的農業生產環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實現農業的高效益,這是發展生態農業的長期目標。從短期目標來看,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有針對性地解決農業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以防治當前農業面源污染為抓手,選擇循環型發展模式,逐步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在實現農業生產數量目標的同時,將質量目標納入生態農業發展的視野。

  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剖析

  新時代,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首先要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以農產品質量為核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此背景下,生態農業發展面臨著目標、資源、環境、技術等諸多方面的困境,必須慎重對待。

  目標困境:如何把糧食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的目標定位應發生根本性變化,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立足于破解社會主要矛盾,為14億國人提供安全優質農產品,助力健康中國戰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1)糧食安全面臨的潛在風險與日俱增。糧食安全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的重大戰略問題之一,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全局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任何時候這根弦都不能松”。新時代,國家長期糧食安全所面臨資源、環境、市場等方面的風險日益突出。生態農業發展必須從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極端緊迫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將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作為首要目標之一。

  (2)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任重道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問題”。“食品安全關系中華民族未來,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交代,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考驗。老百姓能不能吃得安全,能不能吃得安心,已經直接關系到對執政黨的信任問題,對國家的信任問題。”因此,生態農業發展應立足于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安全優質農產品需要。

  資源困境:如何保障優質水土資源的供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以及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交匯期,發展生態農業,助力農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耕地、水資源風險的多元性特點更加明顯,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峻。

  (1)優質耕地資源剛性遞減的態勢難以遏制,耕地資源污染問題短期內難以改變。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建設、工業園區建設、道路建設對耕地的占用現象仍然存在,耕地特別是優質耕地資源剛性遞減的態勢難以遏制。在現行國家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下,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地找尋和采取應對措施,如劃定永久基本農田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劃遠不劃近”“劃劣不劃優”等現象,特別是在廣大的山區丘陵地帶,基本農田“上山、下川”問題突出,一些地方公益林地與基本農田交叉重疊現象突出。與此同時,耕地土壤污染較為嚴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2014年《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數據表明,我國耕地土壤的點位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的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耕地土壤的污染總體狀況不容樂觀。

  (2)水資源短缺的同時,水質狀況依然嚴峻。有關研究表明,中國水資源短缺表現為3種不同的類型,即資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與水質性缺水。《2018年中國水資源公報》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水資源總量27462.5億立方米,按照當年人口計算,我國人均水資源量為1969立方米,已不足2000立方米。我國水資源利用效率低,2018年,全國用水總量6015.5億立方米中,農業用水3693.1億立方米,占用水總量的61.4%。耕地實際灌溉畝均用水量365立方米,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0.554,萬元工業增加值(當年價)用水量41.3立方米。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優質水資源被配置到工業領域及城鎮,農業生產所需水資源的保障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會有所下降。與此同時,我國水資源質量狀況也不容樂觀。《2018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地表水監測的1935個水質斷面(點位)中,Ⅰ~Ⅲ斷面比例為71.0%,劣Ⅴ斷面比例為6.7%。111個重要湖泊(水庫)水質監測結果表明,Ⅰ類水質的湖泊(水庫)7個,占6.3%;Ⅱ類34個,占30.6%;Ⅲ類33個,占29.7%;Ⅳ類19個,占17.1%;Ⅴ類9個,占8.1%;劣Ⅴ類9個,占8.1%。而在全國10168個國家級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Ⅰ類水質監測點占1.9%,Ⅱ類占9.0%,Ⅲ類占2.9%,Ⅳ類占70.7%,Ⅴ類占15.5%。全國2833處淺層地下水監測井水質總體較差。Ⅰ~Ⅲ類水質監測井占23.9%,Ⅳ類占29.2%,Ⅴ類占46.9%。由此表明,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水質狀況都不容樂觀。

  環境困境:如何提升農業生產環境的質量?農業高質量發展與農業生產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的因果關系,農業生產環境質量直接影響著前者的目標能否實現。因此,生態農業的發展,通過生產方式的綠色化、生產模式的循環化、生產投入品的減量化,在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流量的同時,逐漸消減存量,從而達到提升農業生產環境的目的。

  (1)盡管化肥施用量、施用強度都出現了拐點,但絕對量依然處于高位。農村改革40多年來,化肥對農業生產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相對于農作物生長的生理需要,施用量的急劇攀升出現了明顯的化肥過量使用問題,再加上化肥的低效利用,導致了嚴重的面源污染。2015年,化肥施用量以及施用強度同時出現了拐點,但其絕對量依然處于較高水平。國家數據表明,2018年,化肥施用量為5653.42萬噸,化肥施用強度為340.88公斤/公頃,明顯高于國際公認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25公斤/公頃)。在化肥有效使用率不到40%的情況下,總氮、總磷將隨著地表徑流進入土壤及地下水體,導致農業面源污染存量持續增加。

  (2)源于農用地膜的“白色污染”依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有關資料表明,我國農用地膜施用量呈現出明顯的遞增態勢,到2016年達到了147.0萬噸的峰值,到2017年實現了遞減,為143.7萬噸。由于地膜自身特性,再加上缺乏精準的機械、完善的機制以及有效的市場,源于農用地膜的“白色污染”治理依然沒有根本解決。

  (3)農藥使用方式不當,導致農產品農藥殘留超標的同時,農藥包裝物污染日益成為農業面源污染的重要組成部分。基層調研發現,當前農藥使用中表現出較強的隨意性,無論是農藥使用的劑量、次數、時間等,都是根據傳統的經驗來判斷,而沒有嚴格按照每種農藥的使用說明,特別是沒有考慮到農作物的生長期,進而導致了農藥殘留,影響了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統計數據表明,我國農藥使用量到2014年達到峰值,2015年實現相對遞減,到2017年下降到165.5萬噸。近幾年,農藥包裝物的回收及資源化利用機制尚不完善,由此帶來的二次污染逐漸成為農業面源污染的主要組成部分,且備受關注。

  (4)畜禽養殖廢棄物還沒有全部實現資源化利用,畜禽養殖中抗生素過量使用現象依然存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化肥施用量快速增加,成為農業生產的關鍵投入品,而有機肥使用則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正是如此,可以作為農業生產優質有機肥的畜禽養殖廢棄物,則成為了重要的污染源。有關數據顯示,我國畜禽糞污年產生量約38億噸。近年來,國家高度關注畜禽養殖污染問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政策措施,但短期內依然難以全部實現資源化利用。此外,在畜禽養殖過程中,抗生素過量使用現象依然存在,短期內也難以徹底杜絕。

  技術與模式困境:如何使技術更加有效、模式更加適用?中國生態農業經過近40年的實踐,探索出了一系列的技術與模式。新時代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對生態農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技術與模式的有效性如何與自然相適宜成為生態農業發展面臨的又一困境。

  (1)過度關注農業生產技術的正向作用,但對其是否存在潛在負向作用的風險認識不足。生態農業的發展,需要先進科學技術的支撐,但在當前農技推廣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一方面是良好的農業技術或者產品難以得到有效推廣;另一方面是對推廣應用的農業技術或產品是否存在負向影響的風險認識不足。新時代,生態農業的發展需要全面評估新技術和產品產生的效應,切實避免“瘦肉精技術”現象的再次出現。

  駱世明,2010,《論生態農業的技術體系》,《中國生態農業學報》,第3期。

  毛顯強、郭秀銳、胡濤,2000,《激勵生態農業發展的的環境經濟政策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第2期。

  沈長江,1987,《我國的資源利用與生態農業》,《農業現代化研究》,第4期。

  石山,1988,《生態農業與農業現代化》,《中國農學通報》,第2期。

  孫鴻良、胡濤、張壬午,1993,《當前國際持續農業運動中我國生態農業發展前景》,《生態農業研究》,第1期。

  王如松、蔣菊生,2001,《從生態農業到生態產業——論中國農業的生態轉型》,《中國農業科技導報》,第5期。

  王松霈,1993,《用生態經濟學的理論指導我國生態農業的建設》,《生態農業研究》,第1期。

  王兆騫、王天根、吳建軍,1988,《論生態農業的建設與研究》,《浙江農業大學學報》,第3期。

  吳文良,2001,《論我國生態農業的技術創新與保障體系建設》,《中國農業科技導報》,第5期。

  楊紅,2010,《生態農業與生態旅游業耦合系統產權管理博弈機制分析》,《管理世界》,第6期。

  葉謙吉,1982,《生態農業》,《農業經濟問題》,第11期。

  于法穩,2016,《生態農業: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途徑》,《企業經濟》,第4期。

  張壬午、高懷友,2004,《現階段中國生態農業展望》,《中國生態農業學報》,第2期。

  張壬午、李鴻、王洪慶、程序,1989,《我國部分地區生態農業建設綜合發展研究》,《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第6期。

  張文慶,1995,《我國生態農業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成功模式》,《農業環境與發展》,第1期。

  章家恩、駱世明,2005,《現階段中國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實踐和理論問題探討》,《生態學雜志》,第11期。

  章家恩、駱世明,2006,《面向循環經濟的生態農業現代化轉型》,《中國生態農業學報》,第4期。

  趙其國、黃國勤、錢海燕,2007,《生態農業與食品安全》,《土壤學報》,第6期。

  周銳、李爽,2011,《政府對生態農業發展影響的博弈分析》,《山東社會科學》,第7期。

《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亟需解決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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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新時代生態農業發展亟需解決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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